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于11月21日至23日举行。11月21日，央行行长易纲，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央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在开幕式上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改革、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发表演讲。
易纲表示，从经济运行效果看，我国宏观政策力度把握是比较合适的。既有力支持了宏观经济大局的稳定，又在全球高通货膨胀背景下保持了物价形势的基本稳定，还兼顾了内外均衡。
具体而言，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3.9%，10月份CPI同比上涨2.1%，过去5年我国CPI年均涨幅保持在2%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贬值幅度小于其他主要货币，保持了人民币币值和购买力的基本稳定。
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方面，多位监管领导都谈及房地产问题，表示将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经济与金融共荣共生，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好则金融强。作为规模最大的金融子行业，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尤为重要，而资本市场则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郭树清表示，金融体系将巨额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为交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要借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成功实践，改革完善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强化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配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衔接，支持符合条件的医院、学校，以及文化、体育、养老、托育等机构借助多种融资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
易纲介绍，2018年以来，央行累计实施降准13次，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到了大约8%，共释放了长期流动性约10.8万亿元，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在38万亿元到40万亿元之间，而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则从2017年末的近170万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60多万亿元，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是比较稳固的。
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为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加大？这就涉及降准和央行资产负债表、M2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降准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缩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发放更多贷款形成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央行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会相应“扩表”。综合下来，央行资产负债表会保持稳定，但货币乘数扩张导致广义货币M2余额会增加。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货币乘数为7.85，处于历史最高的水平，相比2017年末（5.21）明显上升。货币乘数上升，意味着基础货币信用派生的能力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
在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科技创新行业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易会满表示，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市场结构大幅改善，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推进，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明显提升。
其中，设立科创板是重要举措。上交所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科创板公司IPO总额达到7331.51亿元，募投项目主要用于研发升级、产能扩充，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约六成，一大批项目投产落地，有力地支持了稳经济大盘。易会满表示，下一步要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大局，更好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张继强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自主可控的硬科技，“房地产-地方政府-金融”的旧三角循环正由“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所替代。旧三角以间接融资为主、依赖抵押物，新三角更依赖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地位将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也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银行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央行今年设立2000亿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范围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
货币政策自主性增强
“降准操作也可以理解成把过去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冻结’的流动性给释放出来。”易纲表示。
数据显示，大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前后一度高达21.5%，其原因在于，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大量增加，企业手中获得了大量外汇。在当初强制结售汇的背景下，央行吸收了绝大多数外汇，并投放相应的人民币，形成外汇占款。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2001年以来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由当年的1.5万亿增长至2014年的27万亿。
“本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央行资产负债表因外汇占款而扩张，同时我们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开展对冲操作，将外汇占款投放的多余流动性‘冻结’起来。就资产负债表规模而言，当时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明显超过了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易纲表示，“而近几年，我们是综合运用降准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来主动投放和调节流动性，这与过去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
随着外汇占款也开始逐步回落，中国央行在2014年前瞻性地创设了MLF、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弥补了外汇占款下降引起的流动性不足。2020年以来又创设了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工具本质上是央行借钱给银行后形成的对银行债权，对应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
Wind数据显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由2013年的不到2万亿增长至目前的13万亿左右，同期外汇占款由27万亿降至21万亿左右。“一升一降”的背后是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变化，这在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度表述为，货币政策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
“过去由于外汇大量流入，基础货币投放主要通过外汇占款扩张。2014年以后外汇占款下降，央行基础货币投放转向广义再贷款。”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比较被动，但通过广义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相对主动。”
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易纲还指出，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支持工具都是阶段性工具，目前余额约3万亿元，这些工具有明确的实施期限或退出安排，在达到预期目标后可以有序退出，实现“有进有退”。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是长期性工具，目前余额是2.5万亿元。
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也是金融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外部环境方面，潘功胜判断，疫情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提振了需求，但供应链扰动、劳动力市场紧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限制供给恢复，主要发达国家通胀远高于政策目标。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数据波动幅度大幅上升，全球宏观环境可能由“大缓和”走向“高波动”。
不过潘功胜表示，与前两次美元升值时期相比，202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指数波动的敏感性降低。从全球范围看，与主要发达和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幅度处于平均水平。跨境资金流动虽有波动，但总体平稳有序。
国内方面，经过三年攻坚战，重点领域风险明显收敛。近期，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易纲、潘功胜、易会满都谈及了房地产问题。
“房地产业关联很多上下游行业，其良性循环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降低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易纲表示。
易会满表示，当前要密切关注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困难挑战，支持实施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划，继续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债券融资需求，支持涉房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支持有一定比例涉房业务的企业开展股权融资。
“金融部门出台了多项金融支持政策，坚决阻断、弱化风险外溢，稳定市场预期与信心。包括房地产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较好地发挥了逆周期调节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市场效果。”潘功胜表示。
张继强认为，本轮地产下行是供给端冲击。近期房地产政策密集出台，但从政策发布到政策落实、再到预期改善、再到循环打通还需要时间。
谈及近期债市调整的情况，郭树清称，最近由于市场看好经济恢复前景，债券收益率有所上行，引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波动。这是市场自身调整的表现，总体风险安全可控。另一方面，我们关注到，现在个人投资者可以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多样，同时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复杂，需要很好地把握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一行两会一局金融街释放10大政策信号
本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央行资产负债表因外汇占款而扩张，同时我们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开展对冲操作，将外汇占款投放的多余流动性“冻结”起来。就资产负债表规模而言，当时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明显超过了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而近几年，我们是综合运用降准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来主动投放和调节流动性，这与过去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易纲）
房地产业关联很多上下游行业，其良性循环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降低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针对前期一些房企风险暴露导致逾期交房，我们出台了20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已售住房的建设交付，并研究设立了鼓励商业银行支持“保交楼”结构性政策工具。最近我们扩大了支持民企发债的“第二支箭”，为民企发债提供风险分担，民营房地产企业也在支持范围以内。（易纲）
3.部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达到预期目标后可有序退出
结构性工具又可以分为长期性工具和阶段性工具两种。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是长期性工具，目前余额是2.5万亿元。近年来，我们创设了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支持工具，这些都是阶段性工具，目前余额约3万亿元，这些工具有明确的实施期限或退出安排，在达到预期目标后可以有序退出，实现“有进有退”。（易纲）
4.改革完善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强化三方面协同配合
金融体系将巨额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为交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要借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成功实践，改革完善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强化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配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衔接，支持符合条件的医院、学校，以及文化、体育、养老、托育等机构借助多种融资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郭树清）
5.三个支柱所积累的养老保险资金应将一定比例投入社会领域的事业、产业
截至2021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10.29亿人，基金结余6.4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职工超过7000万人，积累基金4.4万亿元。第三支柱方面，经过近些年的清理整治，目前真正具有养老属性的保险产品快速增加，为人民群众积累了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养老责任准备金。三个支柱所积累的养老保险资金，都应坚持“长期投资长期收益、价值投资创造价值、审慎投资合理回报”理念，将一定比例投入社会领域的事业和产业，发挥出强大的“动车组”作用。（郭树清）
中国具有独特制度优势，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统一市场，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最为坚实。
最近一段时期，海外媒体持续炒作中国“房地产危机”和“建筑业衰落”，实际上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和乡村振兴的起步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很大的增长潜能。（郭树清）
7.要把资本市场一般规律与中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要把资本市场一般规律与中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真诚欢迎境外机构和资金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要看到，A股市场境内投资者持股占比超过95%，我们的机构做投资更要研究把握好这些基本特征，要有独立的专业判断和研究能力，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风，不能急功近利、过于浮躁。要更加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弘扬稳健执中、求真务实、重诺守信、谦虚谨慎等文化理念，并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激励约束、风险控制和监管制度体系，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易会满）
目前国有上市公司和上市国有金融企业市值占比将近一半，体现了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地位；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二，近几年新上市公司中民企占到八成以上；外商控股上市公司市值占比约4%。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覆盖全部行业大类、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上市公司结构，既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大特征，也是一大优势。我们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市场体制机制、行业产业结构、主体持续发展能力所体现的鲜明中国元素、发展阶段特征，深入研究成熟市场估值理论的适用场景，把握好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估值逻辑，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发挥。（易会满）
二十世纪80年代到2019年，全球宏观环境以低通胀、低波动为突出特征，可视为“大缓和时代”。但这一趋势在2021年已发生转变。疫情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提振了需求，但供应链扰动、劳动力市场紧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限制供给恢复，主要发达国家通胀远高于政策目标。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数据波动幅度大幅上升，全球宏观环境或步入“高波动时代”。（潘功胜）
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通胀仍高于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将总体维持紧缩，美元短期仍可能高位震荡，市场机构预测美元升值动能减弱、强升值周期或已接近尾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提升防控科学性、精准性，将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前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多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也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潘功胜）
